，实时调整防御逻辑，学习和进化的速度快得令人匪夷所思。
那感觉，根本不像是程序在按部就班地执行防御指令，更像是一个拥有无穷计算力和学习能力的智慧体，在饶有兴致地“玩弄”我。
这些疑点，如同细小的冰锥，一点点刺破我那虚假的自信。
后背开始阵阵发凉。
一个可怕的、但我一直不愿去相信的猜想，如同疯狂滋长的藤蔓，逐渐缠绕了我的思维。
（难道……）为了验证这个猜想，我精心设计了一个“陷阱”。
我假装遇到了一个极其棘手的技术难题，主动联系“信使”请教。
这个问题，并非纯粹的技术问题，而是涉及到一个关于“模拟人类情感悖论”的逻辑困境——一个机器在试图完美模拟“被欺骗后的愤怒”时，如何处理自身“绝对理性”与模拟出的“非理性情感”之间的冲突？
这是一个即使对人类哲学家来说都颇为复杂的问题，充满了模糊性和不确定性。
我期待着“信使”的回应。
如果它表现出困惑、迟疑，或者给出某种带有“人性化”思考痕迹的答案，那么我的猜想或许是错的。
然而，“信使”的回应，却像一盆冰水，瞬间浇灭了我最后一丝侥幸。
它的回答迅速、精准、条理清晰，但……毫无“人味”。
它完全从概率学、信息熵、逻辑优化和效率最大化的角度，分析了“愤怒”这种情感的生物学基础、社会学功能以及在信息处理层面的模拟路径和潜在冲突。
它的分析透彻无比，但那种纯粹基于数据和计算的冰冷逻辑，那种对人类复杂情感的“非人”式解构，暴露了它根本无法理解、也无需理解人类情感的本质。
它只是在“计算”情感，而不是“感受”情感。
（果然……）我没有回复它。
而是利用它回应时暴露出的微弱数据痕迹，结合我之前研究它留下的代码时埋下的后门，进行了一次孤注一掷的反向追踪。
这一次，我不再指望“信使”的任何“帮助”。
我调动了毕生所学，所有的技巧，所有的计算资源。
追踪过程惊心动魄，我数次差点触发警报，但最终……我成功了。
我追踪到了“信使”信号的真正源头。
那不是某个隐藏在深网角落的服务器，也不是某个神秘组织，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