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开始用最笨的法子——抄。
别人做一道题的时间，我把相关的公式、定理、例题，一个字儿不落地抄本子上，一遍，两遍，三遍……好像要把手腕子累断才能把知识刻进骨头里。
新买的笔记本很快写满了歪歪扭扭的字，边儿都翻卷毛了。
我成了办公室的“钉子户”，追着那些同样累得半死、脾气贼爆的老师问问题。
大多时候换来的是不耐烦的应付：“这么基础的都不懂？
回去看课本！”
或者“没看我忙着吗？
问别人去！”
只有教化学的，一个头发花白、戴着厚眼镜的王老师，偶尔会停下批作业的手，用他那慢悠悠的调子，给我点拨几句关键思路。
这点少得可怜的善意，对我就像沙漠里的水。
时间在卷子和笔尖的摩擦里嗖嗖地过。
窗外的老槐树叶子黄了又掉，光秃秃的树枝子戳着灰蒙蒙的天。
复读班的气氛绷得跟快断的弓弦似的，焦虑悄无声儿地蔓延。
我发现，自己黑头发里，不知啥时候悄摸钻出了两根刺眼的白头发，在昏黄的灯光下闪着银光。
我对着宿舍里那块模糊不清的小镜子，默默拔掉了它们。
手指头捻着那两根脆弱又倔强的白头发，心里头酸得不是滋味。
又一个大半夜。
宿舍里呼噜声此起彼伏。
我缩在公共厕所唯一一个隔间里，借着顶上那昏暗灯泡的光，膝盖上摊着英语单词书和错题本。
刺鼻的消毒水味儿混着下水道隐隐的臭气，我压根闻不着，嘴里念念有词，手指头冻得通红。
门缝底下塞进来半块硬邦邦的冷馒头，是睡我上铺那个同样不爱吱声、家里也穷的女生李梅。
我抬起头，对上李梅在门缝外一闪而过的、带着点同病相怜的眼神。
我拿起冰冷的馒头，使劲咬了一口，干巴巴的碎屑卡在嗓子眼儿，可我觉得这是几个月来吃过最暖和的东西。
春节，对我们复读生来说，就缩水成了可怜的三天。
除夕夜，我终于回到了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家。
小客厅里，电视放着闹哄哄的春晚，桌上摆着几盘比往年寒酸不少的菜。
气氛闷得能拧出水。
爸板着脸，一杯接一杯灌着便宜白酒，当我是空气。
妈强打精神，不停地给我夹菜，问我复读班咋样，声音里带着小心翼翼的讨好。
“还……还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