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机。
直到某天黄昏，一架浆糊未干的纸飞机撞翻煤油灯，火舌卷走了整摞待修补的书籍——那是爷爷接的私活，能换十斤粮票。
“跪下！”
他举着烧焦的竹尺，喉结在皱纹里上下滚动。
我死死盯着地上蜿蜒的煤油渍，突然抓起浆糊刷砸向工作台：“你又不是我亲爷爷！”
脱手的铁皮浆糊桶撞翻晾晒的纸袋，泡发的糯米胶淅淅沥沥淋湿了爷爷补丁摞补丁的布鞋。
此后三天，我被反锁在里屋。
他照旧天不亮出门，床头却多了包用作业本纸裹着的麦芽糖——那是他通宵糊了两千个纸袋换的。
我啃着糖块在墙上画杠，蜡笔划过糊墙的《人民日报》，把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”涂成彩虹。
第四天暴雨，屋顶漏水的陶罐移到糊纸袋的工作区。
我偷偷赤脚溜出房门，发现爷爷蜷在条凳上咳嗽，指缝间还粘着没洗净的浆糊。
烧焦的竹尺躺在地上，断成三截的尺身被细麻绳仔细捆好，磨破的尺头裹着从劳保手套上剪下的布片。
立冬那日，造纸厂卡车捎来个捆着麻绳的木箱。
爷爷从锅炉房讨来废弃的齿轮零件，给我做了辆脚踏车。
生锈的链条总卡住裤脚，他就那样蹲在过道里，借着糊纸袋的浆糊润滑轴承。
这对我来说可新奇着呢，我蹬着车冲下斜坡时，车铃是用半块铜药碾改的，叮当声惊散了晾晒场的麻雀群。
那晚我发着高烧，爷爷把珍藏的虎骨酒擦了孩子脚心。
酒精炉上的药罐咕嘟作响，爷爷忽然摸出那把断尺：“该教你写字了。”
烧焦的尺面刻着新描的红线，每寸标着拼音格子。
炉火将一老一少的影子投在糊墙报纸上，盖住了被蜡笔涂花的一行字。
爷爷的手抖得厉害，刨刀在黄杨木上划出歪斜的痕迹。
暮色透过糊着塑料布的窗户渗进来，给他佝偻的脊背镀上一层铁锈色。
他摸索着去够桌上的哮喘喷雾，指尖碰到个冰凉的物件——是那个嵌着齿轮零件的帆船木雕，榫卯接口处还沾着夜雨的水汽。
